其实，因贷款违规操作所导致的广义货币数据虚大，只是小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则出在了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上，中国的社会融资数据不仅也存在着这样重复计算问题，而且更加的严重。先举个例子，某企业获得1亿元低息贷款之后，将这笔资金投资于（可以通过资金运作规避监管）收益率更高的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那么，这1亿元贷款并未直接进入实体经济，对于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为0，用于购买信托产品或者其他金融产品的1亿元也许进入实体经济（也许没有或者未完全进入实体经济）对经济增长产生贡献。在这个案例中，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为2亿元，但是真正对实体经济产生贡献的是1亿元（甚至可能更少）。这就造成社会融资规模的重复计算以及债务利用的低效率。目前，这部分资金的规模难以统计，也难以估算。
抛开案例，我们再从理论上分析，那就是社会融资数据的统计是分渠道的，但现实中却是一笔钱可以直接从银行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先到信托公司那里，再到达企业家那里，也可能从银行到信托公司再到高利贷手里，再通过高利贷到达企业家手里，也可能是从银行到信托再到国企，再转贷到民营企业手里，总之中国每一笔货币从商业银行转到企业手里，可能中间要经历三四道手，而每经一次手，金融统计数据就倍增一次，而这是成倍的增长，而并非正常经济条件下，由于企业正常资金需求增长所导致的那种每年百分之几的增长。因此中国货币数据出现如此的大幅虚高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要解释清这一切，我们还必须回归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那就是：金融数据统计，统计的是资金的“使用价值“，而非”实际价值“，这是与所有其他商业统计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一万元钱，其价值是一万，但是被不同的人使用了四次，那这一块钱的使用价值就是4万，而我们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都是统计的这种货币的使用价值。在正常的经济情况下，这一笔钱可能同时被四个企业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使用，而现在当前这种货币紧缩的状况下，则是要经过两三个中间商才能到企业家手里，因此现在的广义货币和社会融资数据不用说增长百分之多少，即使翻了几倍也是毫无意义的，对缓解实体经济的资金饥渴毫无意义。
判断经济状况，一种方法是根据实际情况，一种是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当下的中国，根据实际情况来解读的话，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实体经济缺乏资金，而根据统计数据进行解读就出现了不一样的结果，而这背后关键是很多专业人士也缺乏最基本的经济运行和货币统计方面的常识。由于这种常识的缺乏，导致他们不自觉的就调入了学术称之为的统计陷阱：也就是对于数据，如果不知道它的统计过程，那基本上是没多大意义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于是，我们经常会看到各种各样的、千奇百怪的违背人常识或与我们想象中不同的惊人结论，每当看到这样的结论时，我们二话不说就会对做出此结论的人一顿谩骂或嘲笑。这些统计调查本身往往并没有错，错的是言说者的语焉不详，甚至刻意利用数据得出哗众取宠的结论。而当前中国的经济界就是因为对统计陷阱的认识不足，导致对金融数据的解读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经济也本无数据，只是为了决策方便才发明了数据统计，但由于统计陷阱的存在，这些数据并没有更好的服务于决策，相反很多时候在误导决策和社会舆论，当下中国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而在现实中，越是经济素养不高的群体越对统计数据深信不疑，而经济素养比较高的人反而不太在意这些数据，因为他们更明白这些数据背后的陷阱，以至于很多现实版的经济高手在进行经济决策时根本不用这些数据，比如前美联储格林斯潘就不相信这些统计数据，而是从具体的经济现象中体会经济的细微变化，中国现任总理李克强也不太相信这些宏观数据，而是从更微观的用电量，火车运力等观察经济的兴衰，这也是目前被广泛采用的“克强指数”的来源。
当下的中国经济确切的说处于病态，虽然数据上看起来虚胖，但从根本上是机体的营养不良所致，而绝非营养过剩，这是最根本的性质问题，也是最基础的问题。我们只有看到了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才能找出这些怪象产生的来龙去脉，才是对中国经济有完整的诊断。
货币超发论被澄清之后，学术界又出现了“货币空转论”。“货币空转”论者将大棒打到国企头上，这显然又是缺乏专业金融常识的表现，因为国企的钱也不会存在保险柜中，他们的贷款也照样会存到银行，从而形成派生存款，用于继续放贷，这对金融几乎不产生什么影响，而更现实的是，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某种意义上成为了资金“二道贩子”，国企凭借相对良好的信用将轻易获得贷款，转而投向信托贷款、委托贷款，去帮助那些更需要钱的人，这些做法其实不仅不会加剧当下的“钱荒“，反而通过转贷和拆解部分缓解了中小企业的生存困境。
供给主义何以成为“巫毒经济学”？
然而纠正了货币主义的错误也只能解决中国经济的短期问题，从长期看，中国经济还是需要从需求入手，也正如我们先前所说的一样，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永远不会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除非是人为的用货币政策将实体经济击垮。
弗里德曼的建议并没给美国带来好处，相反而是经济的衰退，里根也马上发现自己上当了，并随之将目光投向了另一个学派，那就是供给学派，供给学派并没有统一的理论，只是不同思想的大杂烩而已，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方向，一个是主要扶持实体经济，增加供给，改善劳动生产率等，另一个方向是减税，促进消费。
扶持实体经济，大搞企业改造，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正确的，也无可厚非，但减税就不那么对头了，这种经济学在美国被称为“巫毒经济学”，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在1988年，老布什和里根同台竞选，提出“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与企业减税是巫毒经济学”时，没人相信他的预言，而今天的美国人却不得不承受巫毒经济学的恶果。
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当年在评论减税时也曾说，减税就是让富人吃肉时，穷人也得到一点面包渣，而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减税的好处只是一时的，其结果是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社会文明形态越高，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越多，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服务，比如良好的道路、免费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不减，只减税收，只能靠大规模的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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