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美国经济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原因是什么呢？各种短期的、中期的和长期因素在起作用。短期因素是幸运，中期因素是技巧，长期因素则是对美国经济继续有利的结构性趋势。这里我们就逐一进行简要的解释。
短期因素：临时性的价格好运
90年代，计算机与健康保险的相对价格大幅度下降（Cutier and
Gruber在他们所写的那章里探讨了这种变化的作用）。直到1999年，世界的石油价格一直是持续走低（就像Joskow在他的论述能源一章中所讨论的入美国进口价格一般是低的，这一方面是由于90年代后半期美元的升值，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伙伴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通货紧缩。所有这些因素降低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因而阻止了经济过热，尽管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不慢。有时，对消费价格通货膨胀的测量也受限于价格指数。有头脑的观察家明白，这些趋势不可能长久存在下去，的确，随着90年代这个10年的结束，有些趋势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为了适应这样的短期因素，而调整了通货膨胀率，在一个高就业和经济增长率的时代，价格稳定的纪录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期因素：良好的宏观经济政策
娴熟地运用包括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政策，对美国90年代经济成绩做出了巨大贡献。财政政策有三个关键的转折点：一个是1990年的预算，一个是1993年的预算，一个是1998－2000年保持剩余、削减债务的预算。1990年的预算向财政约束迈出了重大一步，而且还包括了边际税率的增加，为此乔治·布什总统付出了高昂代价。1993年，建立在强调削减开支的1990年预算基础上的克林顿政府，进一步提高了高收入所得税，依据预算基线削减开支。伴随着收入和税收的强劲增长，这些努力解决了棘手的预算赤字问题，到90年代末财政已有大量盈余。的确，在过去的10年中，决策者约束财政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而不是观料之中的。
不论怎样解释，联邦政府的财政从赤字变成盈余有利于1993－
2000年间全国净储蓄的全面改善。增加的储蓄抑制了长期利率，从而促进了私人国内投资的增长。就像上面所解释的，以及艾尔门朵夫、利伯曼和维尔考克斯在他们所写的那章所讨论的，90年代的经验为刺激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随着放松对货币控制，长期削减赤字可能会刺激经济。90年代以前，许多宏观经济学家还不相信这种现象。
最终证明，财政责任在政治上比1990年布什政府所期望的更受欢迎。1992年罗斯·佩罗在竞选中用预算问题获得的惊人支持率说明了这点。公众已从80年代的经验中明白了要对政治家削减税收的空话持怀疑态度。10年前，这个国家仿佛注定要采取周期性财政政策。经济形势好时，就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在经济衰退时，就实行财政约束政策。克林顿政府非常聪明地在1998年实行了余健首先拯救社会保障鹤战略，这说明即使在经济形势好时，在政治上也有必要实行财政约束政策。这样就把先前在政治上没有吸引力的作法，变成了在政治上成功的战略。
的确，就像艾尔门朵夫、利伯曼和维尔考克斯在他们论述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那章中所论述的，同时也像纽豪斯论述医疗保险那章所谈的，关于社会保障，特别是关于医疗保险的长期财政立场还没有完全定型。更进一步讲，应该注意到的是，布什新政府在2001年成功地通过了一项削减税收提案。但是，尽管布什政府积极说服公众，让他们相信需要削减税收，但是民意测验还是显示出，许多美国人宁愿把钱花在还债以及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上，而不愿把钱花在税收削减上。
现在，我们把话题从财政政策转向货币政策。克林顿政府对货币政策做出了两个贡献。首先，消除了预算赤字，使美联储降低了利率。第二，克林顿政府的货币政策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把这一权力留给美联储。当然，实际上这一政策做起来要比听起来困难得多。政治诱惑总是太强烈，致使联邦银行放松货币政策：即使金融权威机构不做出反应，如果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将来人们还是会抱怨政府的。此外，官员们自然被迫对质询做出答复，当他们不想受到批评时，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事后解释。不过，几乎没有例外的是，政府坚持自己规定的沉默规则。
政府不干预经济，经济却运转良好，这是因为美联储有技巧。回顾过去，即使1999－
2000年政府的紧缩政策走得太远，在整个90年代格林斯潘主席取得的成绩仍给人很深的印象。就像曼金（Mankiw）在他所写的那章中所指出的，90年代最显著的特征不是低通胀，而是通胀很稳定。至少这种稳定的部分功绩应归功于格林斯潘，尽管曼金认为，格林斯潘所取得的大部分成绩可以用计量经济学尺度来衡量。就像他的前任保罗·沃尔克，格林斯潘继承了其紧缩货币政策，建立了约束的声誉，能让人们想起他在任期内采取了更为温和的立场。1995－1998年期间，就是在经济增长和就业超出先前所预计的通胀水平的时候，他的宽容就成为一种冒险，但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聪明的冒险，是长期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的来说，从90年代所能得出的最简单的结论可能是，90年代美国经济成功的原因是：有一点幸运和避免了宏观经济政策的重大失误。
长期因素
有助于90年代美国经济取得成绩的许多最基本因素可以追溯到20年前，甚至更远。
·解除管制
长期以来，美国经济比大多数其它工业化国家经济管制要少得多。但过去了的25年证明，美国向解除管制方向更迈进了一步。卡特政府时期，在汽车运输、航空、天然气和银行领域解除管制。到了里根政府时期，解除管制又进一步延伸到电信领域。最近，解除管制又进一步扩展到电气市场和环境市场。但有些解除管制的努力，如在道路、特别是银行和电气领域遇到了障碍。不过，从长远来看，解除管制总的影响是使美国经济更有效。在这些领域，各届政府间政策的基本连续性是上面所提到的一个主题，尽管各届政府政策的变化总是超出人们的想象。
·全球化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经济的自由贸易倾向是个例外。从20世纪中期以来美国GDP贸易增长率超过了3倍，现在仍稳定在26％（进口加上出口，包括服务业，服务业增长特别迅速）。经济理论告诉我们，贸易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不论是传统的贸易理论，还是新的贸易理论都这样认为。更令人信服的是，统计数据也证明开放能促进经济增长。出口迅速增长是借助自由贸易政策这一销售优势。当然，90年代在进口和贸易赤字上也有增长，但并不普遍，只是美国在经济发展最强劲阶段的一个有用的安全阀。他们从迅速增长的国内需求中减缓压力，这些压力表现为较高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劳伦斯在他写的那章中详细地考察了美国90年代的贸易政策。
·创新
第三个有利的长期结构性因素是创新。创新可以进一步被分成三个部分：技术创新、商品和劳动市场的竞争与灵活性、公共部门的创新。技术创新，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创新在90年代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对此，萨缪尔逊和瓦里安（Samuelson
and
Varian）在他们所写的那章中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虽然IT革命不是美国90年代经济强劲发展的唯一动因，但它肯定是一个积极的因素。第二类创新涉及竞争市场。与欧洲相比，美国已经有了一个相对高竞争性的商品与劳动市场。但是最近20年来，又朝着这一方向进一步发展，包括在80年代还不盛行的公司重组，在90年代已经流行的网络公司。到了克林顿政府时期，更积极实行反垄断，利坦和夏皮罗（Lita
and
Shapiro）在他们所写的那章中做了描述。最后一个类型创新是在公共部门。公共部门的改革包括重塑政府，国防调整和福利改革。
各种因素的不同作用（Apportioning credit）
供给上幸运的短期价格，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管理技巧，以及被称为余健新经济鹤的长期有利的结构性因素--这是一张包括很多因素的长长的清单。在开了一张清单后，能对这些因素的重要程度再打分（apportionthe
credit）吗？许多观察家和专家想给90年代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特别是克林顿政府政策打分。不幸的是，不可能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至少这本书提供不了这样的答案。
一方面，我们通常这样认为，仿佛美国经济在这段特定时期内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绩，直接显示出总统和他的政府成员的功劳。另一方面，观察家通常也注意到，事实上，美国经济过程反映出，外在的因素要比总统个人的力量和弱点的影响力大得多，也就是说总统个人的贡献应该忽略不计。实际证明，应该对总统所起的作用有一个恰当的估价，他起的作用既不是零，也不是100％。现实要复杂得多。
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把总统想象成一艘大船的船长。乘客是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还是做一次平静的航行，主要取决于诸如天气和船体构造这样的因素，而不是船长的技巧。不过，舵手有无技巧，能否胜任还是会影响航行的。
为一次风平浪静的航行或者一次波涛汹涌的航行，做出因果关系、功劳大小、责任在谁的判断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可能并不是因为舵手有什么缺点而变糟，也可能因为错误的原因而变好了。如果在一次特殊的航行中，下了一场史料未及的雹子，这并不意味着船长选择了一条错误的航线。相反，风平浪静的航行也并不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最好的航线。因此，分析90年代美国经济所取得的好成绩到底是归功于比尔·克林顿、格林斯潘、信息技术还是其它因素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可以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1999年春，白宫送走朱容基，没有同意中国加入WTO的要求，尽管中国已做出很大的承诺。这是白宫的一个错误吗？接下来的数月，当美国商业界做出敌对反应，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致使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时，显示出这似乎是一个错误。不过，在判断1999年春的决定时，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一决定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如此的评价必须考虑到白宫的政治约束--这一常常被人们所忘记的模式。例如，白宫在是否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必须要考虑参议院会不会反对，必须要考虑商界会不会支持。如果没有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白宫签署一个好协议一点用也没有。而来自商界对缺乏这样一个协议的抱怨，则是最终促使国会投票通过它的关键。
通常，我们评价船长的表现只通过收集乘客的民意测验。的确，我们需要知道乘客认为他们所经历的航行是否是一次风平浪静的航行。但是观察家、学者和其他的舆论领袖有能力登上甲板，亲自观察船长所做的工作。这也是他们的职责，他们也可以把这项工作交给乘客，让他们讲自己的所见所闻。在做这样的评估时，要考虑五项不同的相关因素：
·个人的特点：如何把总统的能力与其他一起工作的政府官员进行比较？相关的标准包括：精力，吸收与综合信息的能力，决策能力，演讲能力，热情沟通以及鼓舞大众信心的能力，诚实，选择一个良好班子的技巧，等等。就特定的经济决策而言，另一个相关的标准是总统是否具有经济上熟练计算能力。
·过程：总统的班子运转的如何？当新闻界报告总统的所做所为时，事实上那些并不是总统本人所做的，而是他的代表所做的。当然，有责任从管理者角度对总统做一恰当评价。但是从分析上来看，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一阶段中还有其它的随机因素在起作用。举一个例子，如果总统提名的许多人没有被参议院批准，或参议院不加考虑，那么如果决策程序运转不顺利的话，总统就不要负全部责任。欧尔萨格和泰森（Orszag和Tyson）在他们所写的那章里考察了克林顿政府期间的经济决策程序。
·执行决策的质量：支出项目、税收政策、管理决策、国际协定等执行得怎样？面对国会的反对，如果知道政府做了最大的努力去争取较好的结果，但却被国会阻止了，那么再谴责白宫的预算或贸易举措就不对了。
·结果：经济的实际效果怎样？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通货膨胀率多高？预算实行得怎样？
政府也许运转得不错，决策也许做得不错，但有许多意外的因素，如
70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涨，或90年代的有利发展，是人们所控制不了的。
·看法：公众对总统表现的看法是什么？虽然经济学家主要对实际效果感兴趣，但社会的大部分人则对公众的看法感兴趣。总统的公众支持率是多少？民意测验、报纸的评论家和其他的舆论领袖的评价如何？总统和他的政党在下一届选举中做得怎么样？历史会做出判断？
可以肯定的是，因果关系自始至终都贯穿在这五个评价标准中。例如，公众对国家的信心通常就反映在消费者对股票市场价格的信心上，反过来对国家的信心又能影响消费、投资、和整个经济增长。但是中心一点是，即使只有第一个标准关心的是总统的内在能力，但意外的随机因素会影响我们接下来所谈的四个因素的每一个阶段。这就使我们很难根据所看到的惟一的事实结果来评判每一位总统：我们不能根据所看到的事实结果来评判总统的个性。
四、一条告诫
我们用一条告诫来结束这本书的介绍：内部信息公开化原则也许会损坏未来的这种努力。透明与溺爱一样是美国式的价值。例如，在1997－1998年国际货币危机之后，敦促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进行改革，就成了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也能举出类似透明的例子，余健阳光法案鹤（亦称公开性保障法，指规定公开立法或行政机关的会议和记录等的法律）从根本上禁止美联储官员与非官方成员进行非正式会晤，讨论货币政策。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经验显示出，尽管从总体来看，公开化有益于促进政府的改善，但是正式公开化原则也产生了相反效果。特别是信息自由法案（FOIA）以及国会传票权原则的实施，有时阻止决策执行者把事情的经过记录下来。即使通过信息自由法案的过程找出一些记录的细节，也常常是受制于国会的质询，或者证明在政治上有问题。
这些规则的目的是把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以便进行监督。总的来看，这种监督是有益的。但是这些规则的最终影响也许使这些决策较少受到监督，因为决策者的答案受制于这些规则。这不仅最终使决策过程受损，而且在没有准确记录的情况下，历史学家也很难了解实际上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发生。更进一步讲，遵守现行体制占据了决策者的大量时间。
在我们看来，在美国，向公众公开与内部开诚布公之间的平衡太倾向于前者了。例如，政府高级经济学家花费大量时间梳理文件，根据环境的变化寻找内部背景备忘录，以便对国会的传票做出回答。探讨政策选择和评估不同方法前因后果的这些内部备忘录，对一个诚实的内部决策过程来讲是必要的。但有些在政治上也是敏感的。在这种情况下，透明的益处并不完全清楚：公开内部的政府分析有什么具体的公共益处？代价是什么？
依我们所见，给决策前的内部分析提供更多的保护会有益处。简而言之，希望政府在做出最终选择之前，应该对选择进行严格的分析，应该保护--至少是临时性地--选择依据的原始材料以及选择的前因后果的内部看法。对于政治上敏感的内部分析，在其敏感期消失后，才能进行公开，以便减少政治代价，约束决策者①（他们知道他们的内部分析最终会公之于众的）。这种模式是模仿美联储的决策，即在拖延一段时间后，才公布秘密会晤的细节。
这本书受益于决策者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记录。如果公开化原则不让决策者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那么本来就不能受益于这种方法了。未来政府的最终代价是找不到完整的或准确的历史记录，不能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中央编译局当代所继红译 杨雪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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