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作为技术赶超型国家，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引进、吸收、模仿和利用先进国家的技术，减少了自主创新阶段的高额成本和市场风险，加快了技术进步的步伐。这在发展的较低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发展阶段的提升，我们很难再沿用这种方式。我们必须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赢得产业核心竞争优势，推动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突破制约经济发展新动力形成的瓶颈，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持久动力。改革创新体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必须优化国家创新体系，进行教育体制、科研体制等领域的改革。
第三，完善财税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得各级政府把促进创新作为推动发展的根本动力。现行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助推了我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但也使得地方政府过于注重短期发展绩效，而轻视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过于注重经济增长速度，而轻视经济结构优化；过于注重项目投资拉动，而轻视科技创新驱动，制约了增长新动力的快速成长。未来，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部署，加快完善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使各级地方政府把推动创新放到重要议程上，因地制宜地建设具有活力的区域创新体系，汇集创新资源，凝聚创新智慧，让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
第四，建立鼓励创造性劳动的制度，使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能够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收入。创新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那些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无论是进行科技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还是连接市场需求和实验室设计的工程师；无论是改进管理效率的经理人员，还是在生产一线的技术工人，都是创新体系运转不可或缺的人力资本要素，都是创造性劳动的付出者。他们本应得到较高的收入，但在现有的社会财富分配中，所获得的收入与其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很不匹配：在科研经费的使用中，更多的资金用于硬件投入，未能按市场经济规律体现对科研人员的人力资本投入；在科研成果的分配中，创新获得的高收益更多归资本投入方所有，而提供创造性劳动的人员所获甚少。面对不断上涨的物价、房价，以及不断加大的养老、育儿等压力，进行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尤其是中青年劳动者难以安心地从事创新工作。有鉴于此，必须大幅度提高创造性劳动者的收入水平。要完善科研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给科研人员支配科研经费以更大的自由度，使相关法规既具有严肃性、权威性，亦具有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及市场规律的时代性。要健全科技成果的产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制度，完善体制内科研人员科研成果入股企业的机制，使科技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向研究团队倾斜。
三方面发力为实体经济发展
开辟市场需求
李伟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两者共同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发展。培育增长新动力，既需要从供给侧发力，也要在需求侧为实体经济成长创造市场机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创造和维持稳定的市场需求，不仅有利于宏观经济尽快走出短期低迷状态，而且有利于推动实体性经济特别是一些重大战略性产业的成长、发展和转型。
当前为实体经济发展开辟市场需求，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发力。一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增大国内消费升级对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进入“十二五”时期以来，我国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一改多年来下降的态势，逐年上升，到2014年达到了46.5%的水平，但与国际一般水平相比依然比较低。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各阶层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仍处于扩大的趋势。在日益高企的生活成本面前，中低收入者无力消费，也不敢消费，更谈不上进行消费升级。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收入分配格局，为居民消费增长和产业升级奠定坚实的收入基础。二要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增强中西部地区对国内产品的吸纳能力。从区域发展格局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西部地区长期扮演着劳动力和资源能源等生产要素输出地的角色，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明显滞后于东部沿海地区。2015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城镇化率已普遍超过60%，有的省份接近70%，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的城镇化率还不足50%。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不仅会为资本产品、也会为消费产品创造巨大的市场需求。三要积极探索全球化背景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创造市场机会的途径和方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育和成长是实体经济实现新的发展的有力支撑，而这些产业的发育和成长特别需要创造市场机会。面对发达国家在这些领域的强大优势，我们必须借鉴国际经验，为这类产业培育市场需求、拓宽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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