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报道，近日，32岁的河南漯河人周三江在郑州死亡，其72岁的老父亲来郑州市商都路派出所办理死亡证明时竟被索要3000元运尸费。“一年种地收入不过三千多块钱”的老人，为此掩面啜泣。死亡地点到医院太平间区区15公里，为何要3000元运尸费？警察表示，这是“不成文规定”。媒体评论，若不将“不成文规定”关进“制度的笼子”，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无情“敲诈勒索”的牺牲品。
《华商报》：相比此前类似的“挟尸要价”，上述“天价运尸费”事件，无疑又有一个显著不同：直接向死者家属索要“天价运尸费”的，是手握公权的警察。警察替医院太平间讨债收费，并利用手中公权力捆绑收费的做法，是一种明显的滥权渎职行为。这种滥权渎职的行为，不仅是一般经济层面的殡葬暴利，更是一起法制层面的权力失控施暴；不仅是简单的非法收费牟利，更是赤裸裸利用公权的敲诈勒索。若不将这种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任其在笼外施暴，谁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被无情“敲诈勒索”的牺牲品。
《钱江晚报》：警察作为执法人员，一方面是执法者，另一方面又当是服务者。当一个七旬老人遭遇丧子，要靠卖粮来办后事，毫无疑问是个需要被同情和救助的弱势者。执法机构在这样的个体遭遇面前，除了履行基本的执法程序和任务，也不能回避具体的个体困境。至少在老人无力支付运尸费的现实情况下，不应该再将它们当成可以获利的对象。不予帮助，反倒以“不成为规定”试图成为获利者，这何尝不是一种执法良心的扭曲？当执法者不能去除利益倾向性，当执法人格与逐利人格合二为一，这是最应被警惕的公权力现象之一。
□官员出租2000万元物业成赌场网民：背后有何关系网？
新华网消息，近日，广东省石碣镇警方在该镇刘屋新村查封了一家赌场，赌场所在物业系私有宅基地，价值2000万元，业主是东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第四分局副局长冯沛森。事发当天，承租人将冯沛森绑架并勒索。这起绑架案使官员占有大面积宅基地、长期经营谋利的行为浮出水面，而主管单位和部门对此却“不问不管不反对”。
网民“切如归”：法律规定，城镇居民包括国家公务员不得取得农村宅基地，可冯沛森不仅让违法的宅基地物业获得合法权证，还以每月3.5万元的租金整体出租营利。究竟他背后究竟有怎样的靠山、大树？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让主管单位和部门对此“不问不管不反对”？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直接影响着党委政府的公信力。干部资产明显有水分，而且还明显违规违法，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听之任之。希望相关部门能将那个所谓的“关系”早日揪出来，说不定背后会有一个巨大的“关系”黑网！
网民“九州讨厌v”：一名基层官员将宅基地出租当赌场，本就是一次知法犯法的行为。更让人震惊的是，如此明目张胆的行为，却没有被监管部门发现。东莞一些政府部门用历史遗留问题来搪塞是站不住脚的，这背后是否有更深次的腐败？是否有更加复杂的利益关联？纪委部门应该深入调查给民众一个真相，否则只能让舆论更加怀疑。
□“公务员升迁图”引关注媒体：“升官要趁早”说明啥？
《晶报》16日报道“中国官员升迁图”称，从一个普通的科员一路晋升至省部级官员，要经过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厅、正厅、副部、正部，八级台阶。根据计算，从一个普通科员成长为一位正厅局级官员，大约需要25年。“如果不能在35岁升到正处，那么仕途很可能将从此止步”。报道迅速被各媒体平台转载，并引发热议。有观点指出，媒体揭示的公务员升迁规律或许解释了部分“官二代”火箭提拔的原因。
《扬子晚报》：这样的报道为公众提供了透视官员升迁“环境”“规则”“秩序”的窗口。而在围观的同时，公众更为关注的，无疑还是由此延伸、或者说生发出的社会价值。比如，在既有的环境与规则之外，公众更期待着官员升迁能在公开、透明层面，有更多积极作为。用更多更公正公平的干部公选替代常态选拔，为“官员升迁图”注入更多公正透明的因子，让程序不正当、不公开的“火箭提拔”少些、更少些，是公众给相关方面提出的具体而明确的要求。
《重庆时报》：用人制度上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35岁现象”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无论是升官要趁早的“火箭官”，还是一些官员在升职无望后的消极与自暴自弃，以及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都与此有密切联系。某种意义上说，“35岁现象”不仅折射出官场竞争的激烈和残酷，也是剖析用人制度的最佳范本。这种现象的存在，本身就说明，我们的用人制度有许多亟待填补的空白。“不拘一格降人才”，一直以来就是选拔官员的最理想模式，年龄不应该是官员晋升和人才流动的障碍。
□教育部划“师德红线”舆论：划线不如完善法律
新华网报道，在近日举行的北京2013年教育督导与评价研讨会上，针对近期校长性侵幼女、教师体罚学生等事件，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表示，今年内将出台教师师德考核评价规定，为师德划出“红线”，越线教师将受到严惩。同时实行教师职业5年一注册，旨在打破教师“铁饭碗”。舆论对“师德红线”的实际效果存有疑虑，多数观点表示，给师德划“红线”不如法律法规到位。
新华网：四问师德红线：一问，是否可以划定，应该是条什么线？该怎样划才能公平公正，产生约束力和震慑力？二问，谁来评判，怎样评判？划线容易或遇执行难。三问，能否遏制“禽兽校长”？加强师德建设非一朝一夕之功，与其用“红线”拉起无德之师的底线，不如说法律才是更清晰明朗的“红线”，对无德教师就该用法律亮剑。四问，教师如何在师德红线下守住自身的权益底线？受到师德红线“禁锢”的教师是否也是受害人群？
网民“凌国华”：重振师德要跳出“师德”，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划出“红线”就能解决的。师德陵夷背后是教师整体素养的蜕变，而教师整体素养则是涉及师资培育、资格认定、行业准入、考评体系等行业内问题，以及对于职业操守堕落者的制度拯救和法治规箴问题。因此，解决师德问题要放宽视界，不能局限于“师德”的狭窄问题上，也不能指望划定师德“红线”就可有效提振。师德问题也不只是教育领域的问题，更需要全社会严肃对待：从入口到出口，从职业精神崇奉到法律制度规制，从家长到社会，应建立长效机制，全面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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