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詹正凯2002-11-29
沈颢：1971年3月出生，浙江嘉兴人。1992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同年进入南方日报，曾任《南方周末》新闻部主任、南方日报出版社第一编辑室主任、《城市画报》执行副主编，现任职《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主编。
刘：您曾在《城市画报》倡导“新生活”，现在在《21世纪经济报道》，您想实现的是什么？
沈颢（以下简称“沈”）：我没有倡导过新生活，我只是对大家说：喂，你是不是可以快乐一点啊。仅此而已，其实这也是每个人都说过的话。没什么新意的。不过效果倒挺好，这有点像禅宗，别人理解的和你要表达的不一样，但别人倒是理解对了。
在《21世纪经济报道》，我只是在很严肃地做着一些想用严肃的方法做的事情。但有时候，又觉得很奇怪，因为有一个人，他每次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都会大笑一场，而且他每次都看得很认真，虽然不一定看明白，但他觉得很好笑，这好笑就成了他阅读的动机。这是有点莫明其妙的，但生活里这样的人倒是不少。也许他们才是对的，代表着生活中的笑派。
刘：《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运行了将近10个月了，现在的情况与您的预期吻合吗？
沈:《21世纪经济报道》的情况还好。和我的预期比较一致，或者说更好一点。
刘：从新闻时政的《南方周末》，到时尚生活的《城市画报》，再到经济的《21世纪经济报道》，经历三种不同的媒体，这个过程您是如何调整的？想知道您对“媒体”是怎么理解的？
沈:我也不知道媒体倒底是什么东西。我不是个控制媒体的人，我没有那个能力，我也不是个被媒体控制的人，我没有那个耐力。我只是对一些东西比较感兴趣，感兴趣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接触一下，接触后又被吸引住了，吸引住以后就好像很有责任感，要把它做好。所以，三种媒体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可能不去区分反而自然一点吧，不会被吓着，或着被缠住。
刘：您会如何回顾在《城市画报》里的那一年多时间里的生活？《城市画报》在您个人事业中的位置如何？
沈:在《城市画报》一年多，肯定是很好的，因为我发现，很多新进入媒体的人，一定会认为媒体就得有一定的规则，所以一直在找这种规则，然后我的任务就是要告诉他们，其实不一定是这么理性地做事的，按照自己的直觉，无论做对做错，都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结果，但肯定不是一般人所已经认定的那种无聊的结果。所以，那时候招的人，大部分是没有真正的媒体从业经验的，有人称它为“草台班子”，但他们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做出来的东西非常感性又非常性感，真是很难得的，现在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具有很高的专业水准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所以，我最快乐的事情是看着他们做出一些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东西。
画报这种媒体品种，除了差不多100年前的点石斋画报以外，一直都没有在中国繁荣过，所以，无论怎样做，只要不是按照前人的方法做，肯定会有一些好玩的效果。
刘：很多读者都很喜欢您以前为《城市画报》写的刊首语，您是在什么状态下写出那些文字的？
沈:刊首语写得很随意，有风写风，有雨写雨，没有的时候写写自己。但相同的一点是，不是什么思前想后的结果，但确实是某时某刻的感觉。当然，有时候也会给《城市画报》做做广告，但有人说，我把广州写得太好，以至于可以得个广告大奖了。
刘：有人说您是一个非常低调又有很有“野心”的人，您认为自己是吗？请问您的“野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沈:低调可能是指我很少说话，很少露面，其实这是性格问题。野心可能是指想做很多事情，其实这也是性格问题，对于一些我感兴趣的事情我都会想办法去接触一下，其实这样挺累的。至于到底想做成什么，其实我也是没有概念的，我唯一的想法只是把手上的事情做得完美，以免以后会有所遗憾，或者返过来再做一次，那样就会更无聊。
刘：写文章对您来说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与人说话对你来说是快乐的还是痛苦的？您是否害怕表达？
沈:在快乐的时候写文章那就是件快乐的事情，如果是在痛苦的时候写文章那就是件痛苦的事情，和做别的事一模一样。在这方面，我已经努力做到与别人一样。但是，不停地说话对于我来说确实好像是件不自然的事情，我经常想不出有什么话要说，所以，我只好承认我是个很闷的人。
刘：从您的一些文章里，感觉都是在办公室里完成的，在您眼中，办公室是否是一种特别的场所？您喜欢呆在什么地方？听说您很想找一个小岛隐居，您真的有这样的想法？
沈:我只是暂时没有办法在别的地方写东西，而且，都是匆匆应付着交稿，所以，只好在办公室草草了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不讨厌办公室，但要说到喜欢呆在那儿，我也说不上来。
至于找一个小岛隐居，倒是挺不错的，一则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对海和泥土有天然的亲近感，第二，隐居生活也不错，应该比较适合我，我喜欢清静，让我想起俳句大师松尾芭蕉的生活。但是，你觉得这能做到吗？
您会努力把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经历得很有诗意吗？
沈:不会。因为对于我来说不可能。你说的这个诗意应该是很个人的，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活得诗意，那他应该确实是诗意的，但外人谁也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意思，这个时候他就是庄子说的那条“鱼”。对于我来说，日常生活就是日常生活，它应该是繁琐、沉闷、充满矛盾的，没有必要把它美化，因为那很像是撒谎。
大学时候的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很活跃吗？班干部？还是另类分子？
沈:和现在差不多，很简单，经常发呆，对不喜欢的人与事保持距离，对喜欢的事情全力以赴。我既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另类分子，因为我没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也没有活跃的天份，干脆就不活跃了。
《城市画报》的广告语“你快乐吗？”曾经让很多人心动，如果问您，“你快乐吗？”您会怎么回答？
沈:我一直都挺好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只是这段时间这种平静给打破了。有一些事情发生，很难过。非常的难过。让我明白快乐真是很复杂的感觉，远远超出我原来对它的理解，现在这种感觉会因为某件平时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突然而来，然后又转瞬即逝。不过，我特别珍惜这种感觉，我觉得它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
有很多女性读者读过您的文字后，都很崇拜您，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沈:我不太了解你说的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我一般保持沉默，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会手足无措，有时候会觉得脸红。
假如有一天，您不做传媒了，您会做什么？
沈:这段时间进出医院比较多，一直在想，自己要是医生就好了，做不了医生，做个按摩师也行啊，都能缓解别人的痛苦。30岁学医是否太晚了。当然，其实任何一种能让人心安理得地度过一生的工作都可以接受，如果不在传媒行，我会选择一份随手可得、随手可放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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