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前院长饶毅以2011年的一句“永不参选中科院院士”而广为人知，自2007年以来，他对中国科研体制不公平、不透明的批评也时常见诸报端。近期，已经卸任院长一职的饶毅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再次指出，中国科研经费的分配和竞争的公平透明问题，不仅没有改善，有些还恶化了。
饶毅在采访中同时指出，自己是“温和的改革派”，批评是为了建设，提出来的批评意见都有解决办法。“比如，我没提一个关于高考的批评，我也没批评其他很多问题，常常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如何改，或者我也觉得改起来有相当困难。”
2011年，从美国归来的饶毅和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双双落选中科院院士引发关注，饶毅指责选举不公，并宣布将永不再参选中科院院士。而今年中科院院士再次增选，施一公已经入围候选人名单，被认为当选可能性大。有院士接受采访时称，此前阻碍施一公当选院士的因素主要是国籍障碍。
央视特约评论员杨禹今年5月就此评论称，饶毅、施一公等海归学者对中国科研体制的批评言论不应被过度解读，“他们对祖国的理解，远多于我们身边某些人对祖国的理解。”
饶毅：我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
以下为《南方周末》对饶毅的专访：
自回到中国以来，饶毅就常常受到特别关注。在实验室里，他从分子层面研究动物的行为，但生物学界之外的人更多看到的不是基因、细胞和瓶瓶罐罐。
饶毅在江西长大，二十出头从上海第一医学院去美国读博，做研究，后来在美国大学教书，一教就是十年。2007年他回国时，距离当初离开中国已经有22年。他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成了一件受人关注的事情，原先因为对中国科研体制有诸多的针砭而与众不同，全时回国投身中国的事业就更引人瞩目。
早在2004年，他就与鲁白、邹承鲁合作在《自然》杂志增刊上撰文，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问题，并建议科技部只管政策，不管经费。2010年清华大学的施一公与饶毅再次撰文批评科研经费的分配和竞争的公平透明问题。
然而，以2011年落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为转折，有些人认为“英雄”开始变为“悲剧英雄”。他宣布自己永不参选院士，这让旁人以为他很愤怒。然而，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回国六年来，他最苦闷的时候是刚回来的两年，因为作为一个从未在中国工作过的人，他没有想到身边会有那么多的阻碍和恶意。对这些事情，他都选择自己“吞下去”。
2013年9月，他宣布辞任北大生科院院长的时候，一份总结开始在生物学家之间流传。这份被人戏称为“悼词”的总结称“饶毅院长最重视的是教育和教学的问题”，“创造性地推动了生命科学的教育改革”。
卸任时饶毅引用孟子的“尽其心，以事天”作为自己院长生涯的总结，并表示“体制建设的成功，远比我个人长期任院长重要”。在宣布卸任之后的一天上午，饶毅在北京的家中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他在任期间所作的努力和遇到的阻力。
学校一贯支持我的改革
南方周末：在你出任北大生科院院长之时，北大的生物研究在全国属于什么水平？
饶毅：很多人不太清楚北大生物在全国的位置，但生物界的都清楚。在校内或全国，北京大学理科最强的是数学，不仅在高校中遥遥领先，而且对我们理科来说一个重要的单位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它是很大的机构，有很多研究所。北大的数学如果不是比科学院数学的整体要好的话，也是差不多。北大的化学也很强，在高校第一是没有问题，大概不逊于科学院的化学所。
北大的生物多年来在全国高校里很强，但高校的生物多年来远逊于科学院，所以强调北大生物在高校曾经第一是典型的矮子里面拔高子，意义不大。五十几年来，科学院生物远优于高校的生物，这完全不同于数学、化学、物理的情况。科学院在北京有生物物理研究所、遗传发育所，在上海有生化所、神经所、植生所，生物方面真正强的研究所加起来至少有五六个，之后才是高校的生物。还有人强调与清华相比，可是我们这几年联合得很好，都提升了。
南方周末：做生物学研究的人，选择自己的去处时，北大生科院的吸引力有多大？
饶毅：1998年左右开始的科学院的知识创新计划、高校的“985”计划等，当时并非争创世界一流的计划，而是科教界大家心知肚明的扶贫计划。理科很容易出国，所以1980到1990年代大量流失人才。知识创新计划、“985”是为了稳定一批人，争取不要外流太厉害。1998年、1999年我们国家在理科方面争创世界一流，这在当时是不现实的事情。
直到2002年或2003年以后，中国理科的科研和教学机构才开始有信心，觉得可能可以致力于发展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科学院和高校都有发展。科学院相对高校快一点，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是科学院体制改革比较快，它没有在校大学生这一难题，改革相对要容易些。1990年代到2005年，搞生物回国的一般来说首选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
2005年到2010年左右，很多生物学研究者首选顺序是新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学院的6个研究所，然后才是高校，这是很现实的情况。所以要发展北京大学的生物，就一定要让我们的竞争力提高，竞争力当然不是说我们跟科学院研究所竞争，而是说我们在中国力量不够，谈什么向世界走？说我们要做好，不是希望科学院做坏，是希望它做得好，我们也做得好，甚至更好。事实上，科学院的研究所也都发展了，只是这几年，北大生科院的变化幅度更大。
北大生科院的竞争力这几年做下来，现在如果不是超前这些研究所，也是跟这些研究所有同等竞争力，对于生科院发展来说这是很重要的变化。这样，在中国的状况改善后，继续在国际层面提升。
南方周末：这种竞争力的变化是怎么来的？
饶毅：1990年代，全国高校生命科学的招聘在国际上都是有一定问题的，我们很难跟国际上的学校竞争。那时除了少数人有特别原因愿意回国外，多数华人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有工作条件就不回国。
这几年明显的是，即使获得美国好的学校的职位，他们也可能选择北大。我们招人与国际常规一样，应聘者与学校双向选择，他比较外国学校和北大提供的实质条件，他觉得来北大后事业会做得更好或者一样好，他才愿意来，差了他不可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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